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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性是不断再发现的过程

发布日期:2020-11-17 10:01   来源:未知   阅读:

  近期,光明日报推出七期“追光文学巨匠”专刊,梳理七位文学巨匠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展示他们创作对当下的启示。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在不断认知、对话和阐释的过程中,其价值会不断得到丰富。在冰心、艾青、钱钟书、曹禺、夏衍、汪曾祺、臧克家等著名作家诞辰纪念之际,光明日报开辟“追光文学巨匠”栏目,连续以整版的方式,对每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价值进行再阐释,丰富了对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见,文学经典需要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得以确立。

  在不同的场合,我曾多次表达过,评价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应该主要着眼于它的高端文学成就。所谓高端文学成就,就是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而经典文学作品,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能表现文学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作品。这一表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经典作品,它的指认是在一定的时间范畴内实现的,于是就产生了经典作品不断确立和颠覆的过程。

  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在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

  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经典的指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分歧,只是当时相对来说还简单些。古人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学作品自身价值的规约,受到时代审美风尚、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类书和选本选择等的规约,但是,这些规约毕竟还限定在本土版图范围之内,还是“自家对话”的结果。比如,有了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就可以成为经典;有了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经典诗文作品,基本就没有大的问题了;比如《唐诗三百首》,入选的作品除了伪作之外,其经典地位也日久天长。

  这种由我们自己指认经典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文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被确认——“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经典地位难以撼动,就是排名顺序也经久不变。还有,以《子夜》《家》和《骆驼祥子》为代表的作品,一直被新文学史命名为“启蒙经典”,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被命名为“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学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当代大众文学的经典,等等。

  经典的建构,不仅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关,更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等有关。比如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规约和禁忌的形成,也无形中树立起了文学界的绝对权威,比如周扬。他作为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某些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他的肯定或否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就有了基本评价的依据。后来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联袂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章改变了百年中国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的编撰方法;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强化了这一观念并且诉诸批评实践。

  但是,在这样的批评实践背后,同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这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中国学者的接触和接受。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的批评视野,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资源。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接触过这部著作的学者深受启发,要重新确立新文学的经典。但是,这一多少有些冲动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那“翻烙饼”式的批评方式,只不过是逆向地评价了现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一误打误撞的文学行为,也从某一方面鼓舞了中国的批评家,原来文学的历史是可以重新书写的。于是,关于经典化、历史化的讨论,一时间此起彼伏。

  重写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同文学历史讲述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化”。这时我发现,那些真正被质疑、被批评的文学史,也就是“有问题的文学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恰恰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问题”,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观念发现的。“观念”不同,又试图在观念层面讨论问题,是不可能达成文学史共识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不同观念对文学史的阐述,构成了文学史的价值。那些被发现的“问题”可能正是文学史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化就更应该是一种文学史家不断对话,试图达成共识的“历史化”,是文学史家永难完成的文学史方案。

  当代美国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他选择评价了二十六位作家,指出其伟大之处在于“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

  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由此可见,西方对文学经典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解。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感到焦虑或遇到了麻烦。有媒体曾讨论过“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七年小说,七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这个著名小说家,曾经获得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这样评价中国的经典作家作品,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惊讶。因此,也不是所有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这也正跟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轻慢和蔑视一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

  因此,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还存在着与国际语境的对话关系。西方学者和作家对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和阐释,从一个方面表明,文学经典构建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国际语境的形成。在国际化的语境中,不同的视角出现了评价中国文学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西方的声音或尺度,已经进入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于文学经典化的新的语境和条件,我们要面对和适应这个新的语境和条件。这不仅与一个依然形成的“文学联合国”有关,更重要的是,文学的价值、功能以及关注人的情感方式的特殊性,超越了种族、民族和国家界限。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具体的处境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因此文学关注的问题和方式方法也必然多有不同。对本土文学经典的指认、强调和传播,也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或主体意志。这种坚持,不仅仅是对民族性的强调,也是由确立当代文学经典的特殊性决定的。

  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需要注意区分“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荷兰汉学家佛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文学史的叙述是不能完成的。“文学史经典”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标示性的意义,但是,由于文学性的欠缺或其他方面的因素,还不具有文学经典的价值,因此不具有再阐释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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