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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才女的萧红

发布日期:2020-02-09 11:47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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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府(1905年1月至1913年为呼兰府,2004年后划为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 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张廷举续弦后,继母梁亚兰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据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君介绍,父亲张廷举在当时,担任过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表面上的做派比较新,但骨子里的观念比较旧。萧红母亲死后,家境变坏,张廷举工作和理家不能兼顾,心情不佳,对孩子也没有好态度。这些都给幼时萧红留下了影响。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就是祖父张维祯,叶君说:“她常跟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等。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祖母死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也教她读诗。祖父给了她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成就了她日后的文学想象。”

  小学时代,萧红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叶君透露:“同学回忆说她的一篇作文《大雨记》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家庭环境复杂导致萧红的性格很叛逆,懂得反抗。张廷举曾为萧红订下一门亲事,在萧红小学毕业后劝她放弃学业,令其成婚。萧红想上中学读书,逼迫父亲做出让步。叶君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萧红在家消极抗争一年没什么结果。就放风说如果家里不答应上学,就仿效小学同学到呼兰天主堂当洋姑子。”

  1928年,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就已展现出文学天分,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叶君称:“萧红在东特女一中时代,发表在校刊上的作品是一首诗,名叫 《吉林之游》,原文不存。大意是记述全班同学到吉林春游的感受和热闹场面。这个时期,她最爱读的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记者提到萧红读中学时代深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影响,参加过五卅运动和1928年反对日本修铁路的学生游行时,叶君说:“五卅运动中萧红参加过为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募捐、义演活动。当时,还在义演的话剧《傲霜枝》里出演了一个小姑娘。1928年是在游行队伍里散发传单。”

  萧红初中读完并没有放弃自己学业的想法。当时她认识了一个表哥叫陆哲舜。是当时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萧红相识后,鼓励萧红去北平读书,二人在北平读书的经历中,由于陆家切断经济来源,萧红与陆哲舜不得不回哈尔滨。有些书中描绘二人互有好感的经历在叶君看来是不实的,“萧红当时与汪恩甲订有婚约,萧红到北平原意是求学。到北平后,陆提出同居要求,被萧红严词拒绝。”

  1931年1月,萧红寒假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遂与家庭断绝关系。2月底,萧红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却失踪。汪恩甲这个人物形象很负面,叶君介绍:“汪恩甲是哈尔滨三育小学的一名老师。跟萧红恋爱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夜校进修。与汪的婚约,萧红一开始并无恶感。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汪恩甲身上有些纨绔习气,后来,萧红还偶然发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心里有些恶感。萧红的文字里的汪没有只言片语的负面评价。应该是一个本性不坏的男人。最后,他在东兴顺旅馆弃萧红而去,至今没有材料说明是怎么回事,因而是一个谜案。”

  萧红当时挺着大肚子,只能困守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曾逼迫萧红还债,“因为欠下400块大洋”,叶君解释,“老板见还钱无望,声称将其卖到道外圈楼(低级妓院)抵债。”

  萧红与萧军的相爱与分手,故事曾被人说过无数遍,很多人认为是萧军救了萧红,在叶君看来却并非如此,“萧军确实在萧红面前有‘拯救者’的优越感。其实,1932年从东兴顺旅馆逃出,也不是源自萧军的拯救,而是哈尔滨的大水,萧红最终被红十字会的难民船救出。但是,离开东兴顺旅馆之后,萧军确实接纳了怀有身孕的萧红。并开始了两人的共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萧军有拯救之功。”

  萧红与萧军曾出版过合集《跋涉》,二人对鲁迅十分敬仰,经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鲁迅在看过他们作品后,将二人邀请至上海。到上海后,在鲁迅指导下,萧红发表了小说《生死场》,萧军发表了《八月的乡村》。二人的作品都被鲁迅收集到《奴隶丛书》。在叶君看来,《生死场》写出了东北乡村的荒野图景。是萧红极为天才的想象和创造。《生死场》是以萧红被软禁在阿城张家地主庄园的那几个月的见闻为素材。“某种意义上,跟抗战的关系的不是很大。小说写出了东北乡村底层人们黑暗的生存状态。”

  作为“鲁门弟子”,叶君称:“萧红身上延续了鲁迅的自由主义立场。如她认为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的写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生命后期创作的《马伯乐》明显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路子。有学者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精神胜利法’,而《马伯乐》里的马伯乐是‘精神失败法’,可以看出内里的传承。”

  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时感情已经产生了裂痕,二人就相约分开一年,萧军回青岛,萧红去东京。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认识了她生命中第三个男人,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据叶君回忆,萧红跟端木是在上海的《七月》筹备会上认识的。“萧军跟端木一开始关系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三人在一起有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后,两人关系恶化。端木确实十分欣赏萧红的文学才华。至于最终走到一起,比较复杂。这里边跟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破裂有必然的关系。”

  萧红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相爱,在当时的文艺圈中受到非议。叶君说:“当时左翼文学圈子里的人对端木普遍没有好感。萧红和端木结婚后,立即遭到‘友情封锁’。此前,跟她和萧军来往的一些作家朋友,大多不来往了。”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当时,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前文提到萧红曾怀上汪恩甲的孩子,这个孩子被萧红过继给一户人家,而萧红和萧军的孩子生下后,不久就夭折了。叶君说这个孩子的死亡原因仍是一个谜,“1938年秋天,是在重庆江津白沙镇生下与萧军的孩子。产后三天萧红对前来看望的白朗平静地说孩子头晚抽风死亡。而前一天,她曾向白朗索要过去痛片。说是自己牙痛。白朗给了她药片。孩子的真正死因至今不明。”

  萧红在重庆期间患上了肺结核。同期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回忆鲁迅的文章后,又于1940年初与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这也是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萧红在香港期间静养身体,但当时战火蔓延到香港,萧红的病情也变得严重。对于萧红的死因,叶君做出解释是死于误诊:“养和医院的医生,认为患有肺结核的萧红咳嗽是由喉管结瘤引起,需要开刀。端木向他说明,结核病人不能手术,但对方一意孤行。手术虽然成功,但并没有发现结瘤。战时缺医少药,萧红的病情迅速恶化。如果不是手术,萧红应该不至于死在香港。”

  在很多撰写萧红的故事中,骆宾基是最后陪伴在萧红身边的人,甚至二人之间有爱情。但叶君给出解释是:“骆宾基最后陪伴了萧红44天,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发生,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仅凭骆宾基的说法不可靠。端木

  蕻良要为医药费而奔走,萧红躺在病床上因担心端木会抛弃自己,而端木确实有八天左右不在萧红身边。让萧红对他心生不满和失望。萧红死时陪在身边的是端木蕻良。骆宾基那天回宿舍了。”

  萧红在死时留下遗言:“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对于“白眼”和“半部红楼”,叶君认为,白眼不是一个具体所指。是泛指萧红所遭受到的苦难。“半部红楼”历来有多种解释。一说,是冯雪峰想写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但没完成,萧红跟友人想合作续完。我觉得此说比较牵强。“在我看来,‘半部红楼’是泛指萧红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临终时她也说过,我所有的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从东京回来之后,萧红身上的女性意识极大唤醒。” 石评梅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而自取笔名石评梅。石评梅出生于山西一个清末举人家庭,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有深厚的文字功底。

  1919年,“五四运动”后,石评梅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期间,她结识了一大批挚友,也因此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

  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信中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

  1924年,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至于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

  1923年,石评梅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做《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有所受益。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忙碌,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去,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人的尊敬。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高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3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石评梅终年不满二十七岁,创作生涯仅仅六年。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曾驾驭过;但其成功却在散文和诗歌。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与1929年编辑成《涛语》(散文集)、《偶然草》(小说、散文集)两个集子,分别由盛京书店(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和文化书局出版。

  1984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石评梅作品集》。第一卷为散文,收入《涛语》、《偶然草》,以及过去未收入的作品;第二卷为诗歌、小说;第三卷为剧本、长篇游记、书信。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综合性的《石评梅选集》。其研究资料书目有1928年世界日报社出版的《石评梅纪念册》(蔷薇社编)。

  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石评梅大全集》,将石评梅最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歌、小说、游记、戏剧、书信等作品精选出来,集结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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