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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四大才女是谁?

发布日期:2020-01-26 10:44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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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张爱玲(1920.9.3-1995.9.8)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

  展开全部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谢谢哦锋芒初露 才女也有过人胆识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吕碧城

  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1895年,父亲吕凤歧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族人因为觊觎吕家家产,唆使匪徒将母亲劫持。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但此事让小小年纪的吕碧城显示出了其非凡胆识,却也让与吕碧城有婚约的汪家起了戒心,认为小小年纪的吕碧城,竟能呼风唤雨,于是提出了退婚要求,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答应了下来,双方协议解除了婚约。然而在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吕碧城虽身为新女性也一度自怨自艾,对其今后婚姻产生了一定影响。 婚约解除后,吕碧城的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人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1903年春,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市内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脑筋陈旧的舅父严辞骂阻,吕碧城一时激愤,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门,只身踏上了去往天津的火车,不但没有旅费,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一个富家女子独自出门,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而此次出走,正是吕碧城登上文坛的开始,也是她与各界名人交往的开始。 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去往天津的火车中,熟识了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到达天津后,暂住其家中。但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吕碧城只好写信向居于《大公报》报馆的方夫人求援,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英敛之一看信,即为吕碧城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不仅如此,爱才心切的英敛之还亲去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的胆识甚是赞赏,并当即约定聘请她任《大公报》见习编辑。从此,吕碧城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格律谨严,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并题咏慈禧的画像,登在报上,痛斥慈禧,说她在主朝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大清皇朝的江山搞得一踢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帝国主义国家,她到阴曹地府,一定怕和汉高祖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见面。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引起轰动的词作者就是当时年轻的吕碧城。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两人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情同姊妹,当即订为文字之交。这可以称得上是两位新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秋瑾也曾经用过“碧城”这一号,京中人士都以为吕碧城的诗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两人相见之后,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碧城已经名声大著,“碧城”一号从此应当为吕碧城专用。交谈中,秋瑾劝吕碧城同去日本,投身革命运动。吕碧城答应用“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此后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秋瑾的影响。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于吕碧城之手。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只是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除了在《大公报》积极宣扬女权,作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在办女学的实践上,吕碧城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首先,吕碧城发表多篇言论以作舆论宣传,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反过来说,女权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观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吕碧城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吕碧城积极筹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认识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和帮助。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任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为我国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吕碧城在这所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从教习提任到学校的监督,一呆就是七、八年。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能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到来尽各自的力量。周恩来的夫人曾经在这里亲聆吕碧城授课。

  吕碧城的志向不仅在于教育,还有振兴国家的宏愿。在她的许多文章中,她都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的想法。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秘书,她雄心勃勃,欲一展抱负,但是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可见她不只是才学过人,同时也有非凡的经济头脑。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她的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字字珠玑,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 1928年,她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吕碧城极具反叛精神,对女子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才为德的传统理念不以为然。与她交往的社会名士中,不乏才子和高官,但她在婚姻一事上,早期被弃的阴影一直困扰不散,再加上她自恃清高,始终觉得身边无可匹配之人,所以宁愿独身终老。当友人问及她的婚姻,她回答说:“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于是,吕碧城虽姿容优雅,但终身未婚。

  吕碧城,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闻名20世纪初京津地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她创办了京津一带最早的女子公学——北洋女子公学,1906年增添师范科,成为北方第一所正规女子师范学校。她不仅亲身参与教育实践活动,还特别注意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对宣传兴办新式女子教育的益处不遗余力,大力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 吕碧城不仅是女子教育的提倡者和组织者,还是男女平等的呼吁者和先行者,是提倡女权和女学的急先锋。她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女学、女权和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诗词,受到极大关注和响应,众多文人学士纷纷投诗相和。 此外,吕碧城一直坚持只用文言创作,反对“五四”时期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但有论者说,以吕的艺术感觉和描写功力,如果能用白话文创作,成就可能超过新文学史上其他几位女性作家。

  吕碧城的一生颇为传奇: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吕碧城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母亲严氏被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吕家自此劫难后孤儿寡母,势单力薄。

  后来,吕碧城的母亲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于塘沽的舅父严凤笙,开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粉黛丝竹的生活,20岁的吕碧城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寻求援助。 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他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吕碧城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才女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

  当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另外,《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 吕碧城这样谈到她的情感感悟: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为倡导妇女解放发表了大量诗文。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的奋斗目标。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等人相识,以求支持。教育家严复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筹办女学。 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两年后,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刘清扬、许广平等。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大总统,吕碧城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4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时间长达7年之久。 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宇慧)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1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信中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1924年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至于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1923年石评梅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做《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有所受益。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忙碌,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去,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人的尊敬。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高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3 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这些作品收在散文集《涛语》中。但是石评梅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同年,她向朋友说,“象我这样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行装都整理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人劝阻,母亲不同意,未能成行。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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