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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才女都是什么星座

发布日期:2019-12-27 09:1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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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啼鸟惊魂,飞花溅泪,山河愁锁春深。倦旅天涯,依然憔悴行吟。几番海燕传书到,道烽烟故国冥冥。忍消他、绿醑金卮,红萼瑶簪……

  这首愤词是上个世纪初,一位旅居海外的女词人,在知道祖国大地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情景下悲愤而成,名曰《高阳台》的上半阙。这位民国公认的四大才女之一曾经叱咤词坛,在民国动荡时期演绎了一出神奇起伏的人生戏剧。这,便是吕碧城。

  也许今天,提起吕碧城已经少有人知了。但是,吕碧城,这个屡遭变故、经历风云百态的女人,却是民国四大才女之首。她的才情是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可谓后来女子无越之者。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每个人的生命本是一条清澈纯粹的河流。眼前,一条唤作呼兰的河流波光粼粼。泪水、叹息、美丽的忧伤似那缓缓河水一般,流淌出了寂寞与荒凉的灵魂——萧红。

  萧红,这个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也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有人说,萧红是“饥饿”的,这是我认为最精准的评价。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继母费尽心机地虐待她,压抑与伤害雕刻了她低沉、忧郁、感伤的性格。中学时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政法大学的一名青年,第一次有了被呵护的感觉,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奔向他。抗拒家里的包办婚姻,随他远山北平。然而开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少妇……

  破碎的初恋,让她重返哈尔滨,被迫和那场包办婚姻中军阀的儿子王恩甲同居于旅馆。拖欠大量食宿费用后,他一去不回了。房东遂将身怀六甲的萧红扣为人质,并欲卖到妓院。惊恐之中,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来营救她的萧军成了她的宿命,他的义胆柔肠打动了她,她的文学才情征服了他。二人结为夫妻,开始一段一贫如洗,共患难的生活。

  1935年是萧红这辈子,唯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然而时间的幸福总是在短暂的盛大之后,便迅速枯萎。萧军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侠士”,他身材高大,义薄云天。从文前,曾筹划过抗日队伍,因此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这样一位热血迸流的文学斗士,怎么可能与内心荒凉入骨的萧红相依为命。他暴躁的性格与她忧郁的内心是难以协调的,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最后她背负着伤痕和眼泪离开了。这个曾经将她从“地狱”中救出来的男人,再次让她品尝到绝望的煎熬。

  叹其一生,萧红还始终对萧军一往情深。在萧红书简上有这么一句话:“在人生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有个灵魂入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纵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们真的爱过。他们有各自坚持的东西,却又不肯妥协,他们是注定两两相望的。

  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七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这个故事至今仍以各种版本广为留传。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郎前妻的大哥是中国银行总裁,二哥是民社党主席;新娘前夫是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同学,五省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婚礼盛况绝对可以和奥斯卡、诺贝尔之类的颁奖典礼媲美,可惜那个时代传媒业还处在萌芽阶段,不然光是婚礼的转播费用就足够支付新娘后来的烟土费,新郎也就不至于一头撞在山上死掉了。)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不太象祝词,已经近乎诅咒了。当然,以梁任公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还不至于为了私愤而当众骂街。不过面对一个放弃学业游手好闲,撬自己儿子墙角没有成功,又改撬自己另外一个得意弟子墙角的学生,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百年好合”之类话吧。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言语之间还颇为得意,说道:“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就差没加上个“当浮一大白”之类的结语了。

  陆小曼又叫陆眉,别名小眉、小龙,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她的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后来弃政从商,出任震华银行总经理,算得上是一位财神爷型的人物。陆家有的是钱,舍不得让宝贝女儿进学堂,便把需要的老师都请到家里,所以陆小曼虽然没有上过学,除中国文字颇具造诣外,英文、法文的口语笔译都流畅自然。在艺术方面,除写得一手绢秀的毛笔字外,国画、京戏、舞蹈样样都行。再加上她从小口齿伶俐,长得象个小仙女似的,便赢得了“绝代佳人”的美誉。

  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是王赓,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正任教北京大学。陆小曼的父亲看到了王赓的前途,把陆小曼嫁给了王赓。王赓习惯于美国的生活习惯,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只有周日休息,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想到外头游乐,两人的生活就开始有些别扭,小曼常常觉得王赓对她关心不够。

  徐志摩是渐江硖石人,比王赓小一岁,比陆小曼大六岁。曾入北京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生来绝顶聪明,后来拜在梁启超的门下。他原本学的是任公的“经济”之学,但是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晚跑去别人家,还特意把时间记下来),曼殊斐尔对他说:“密斯脱徐,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这位“自然界的杰作”的建议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老婆张幼仪离婚。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所以他“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跟梁思成出双入对。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两脚踏空,心中悲凉,《春》中就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回了国。

  徐志摩是王赓的好朋友,常常到他们家玩。这位徐公子可不讲哪一天,一有时间就跑他们家里去。王赓一旦遇到事情多分不开身或是懒得出去的时候,便叫徐志摩陪着陆小曼外出游山玩水或钻进灯红酒绿的场合消遣。那时,徐志摩正处在失恋阶段,他拚命追求的林徽音瞧不起他,和梁思成结婚了。于是便把满腹的柔情转移到陆小曼身上。恰好王赓受聘赴哈尔滨提任警察局长,陆小曼空闺独守、芳心寂寞。陆、徐二人就象502胶一样,越粘越紧。大家知道,一个丈夫如果对自己美丽的妻子爱抚不够,第三者容易插足,所以徐志摩成功地充当了第三者。

  从传统道德讲,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算是对爱人林徽因不忠,对朋友王赓不义。然而徐志摩向来是随兴而为、不拘绳墨,一旦“邂逅赏心,相倾怀抱”,就顾不了身外之事了。这一段婚姻,这一段恋爱,梁启超反对。在英国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就反对,而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得意弟子也批评,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话竟然是任公说的,瀑布汗啊。)陆家和徐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陆小曼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北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他浪漫的生活经历超过了他的诗名,压倒了他的诗名,所以他不得不避嫌,远走欧洲。

  这时王赓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到了南京,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内提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位高权重。风闻妻子行为有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写了一封快信给陆小曼,声言:“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但是这也没有作用。坠入爱河的女人,九牛也难以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陆小曼打了三封电报到欧洲:“徐志摩,快回来,再不回来,我顶不住了。”徐志摩接到电报马上赶回北京,于是陆小曼又“活”起来了。事已至此,轮到诗人的朋友们为诗人担忧了,因为既然枪杆子里面能出政权,那么枪杆子要除掉个把诗人想必太简单了。然而,让人敬佩的事发生了,王赓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而是在和小曼办完离婚手续后,当面送给了徐志摩一句让人心颤的话,他说:“我们大家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

  在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朋友的帮助下,徐志摩积极筹备婚礼。可是这场婚姻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说既然要结婚,就得依他几个条件:第一,结婚后,到浙江来。安分守己过日子。他对这个儿媳并不满意。他喜欢张幼仪,不喜欢陆小曼,说张幼仪是赚钱的,陆小曼是花钱的。不过这还好说,第二个条件可就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挥汗如雨,徐父说,必须由梁启超做证婚人。可梁启超是从头到尾反对的,怎么能作证婚人呢?所以不好做工作,徐志摩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胡适,请胡适作工作,好说歹说,磨破嘴皮,梁启超才答应去证婚。(这胡适也算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了,可惜吃了听不懂湖南普通话的亏,得罪了,被批判了这么多年。)证婚人在婚礼上是要讲话的,可徐志摩不知道他的老师要讲什么话。新婚那天,看见梁启超上来讲话,夫妻两人汗流浃背,两腿发抖。胡适和梁思成也都劝梁启超不要讲太过分的话,和气生财,可是积愤之下,他还是讲了上面那段惊世骇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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